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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由于公法变迁而引起的社会变迁，即起因在公法系统内部，但影响却波及外部环境。

[10]其着眼点也是经济因素。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发展相互接近、交叉。

第二代人权涉及到平等，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被各国政府所认识。人们都不会仅仅停留于某一层面权利的享有上，也很难越过低层次权利而去追求、享用高层次权利。经济支撑本文所说的宪法的核心权利，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指宪法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基础性权利，或者说是撑起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支柱性权利。英国、日本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不同形式的幸福指数，英国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则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人们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都离不开财富的一定支撑。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适应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发展需要，比较强调和保障公民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则认为，财产权不仅是经济自由之源，它们也是政治自由之根。[35]刘作翔、马岭：《宪法关系和宪法性法律关系》，《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在宪法领域，中国面临的首要需求是严格实施宪法，监督宪法实施，其次是进行宪法解释和必要时修改宪法。[3]还有学者列举了包括中共中央修宪建议权在内的7种宪法惯例。[24]参见刘作翔：《特殊条件下的法律渊源》，载《金陵法律评论》2009年春季卷，第78～92页。在有宪法典的国家中，宪法性法律这个概念在逻辑上很难自圆其说。

应该说，人们还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章程作为宪法让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作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加以遵守的情况。[14]也正因如此，我们在使用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概念时，特别需要注意讨论时所处的语境。

党的一大成立通过了党的纲领，二大起称为章程，迄今经过了15次修改。[42]作为学术研究，内涵清晰应该是基本要求。法社会学作为法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从世界范围言，首次繁荣时期为1900年至1933年间。[12]从法律效力言，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属于同一层面上区分的概念，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程度上的区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二者的法律效力与地位应没有差别，都具宪法的效力。

[31]同前注[24]，刘作翔文。[22]我国 1954年《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党的主席身份由全国人大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事实上形成了当时的党、政、军三权一体的领导体制。[7]费春：《不成文宪法界说》，《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36]上述观点清楚的意识到宪法与宪法性法律之间的不同，但又由于抱住宪法性法律这个概念不放，于是都欲在宪法与一般法律之间再构造另一效力层面的宪法性法律。

[28]因此，在考察我国宪法的实际状况时，务必谨慎再谨慎。[4]参见章志远：《宪法惯例的理论及其实践》，《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宪法性法律 宪法渊源是体现宪法效力的外在存在形式。我国宪法学者普遍上充满着对英美宪法的崇拜，在研究我国宪法问题时则不自觉地纠缠于英美式的宪法概念体系之中，并且套用不同语境中的宪法概念，只为得出其想要的结论，而忽视这些概念是否可以一致地、合理地、科学地用于解释中国宪法的实际。

在对政治报告或工作报告进行学习式而非反思式阅读过程中随意解读中国成文宪法之外的政治习惯法，这很不科学。三、政治团体章程事实上并无宪法效力要理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宪政运作，……就必须理解作为规范中国政治主权者的‘根本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依詹宁斯的观点，在英国可以写入宪法的有四类内容：立法、判例法或从司法判决推断出的法律、有关议会的法律和习惯、宪法惯例。现行《宪法》也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我国《立法法》未就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立法权限进行分工，现实中一般是以不同的制定主体区分为基本法律与一般法律。与英国不成文宪法不同，在成文宪法国家，考察宪法之所以为宪法，从外在形式特征判断，须是以人民的名义，经人民的授权，由特殊的制宪机构制定。

[27]在强调活的宪法之际，必须清醒地了解其潜在的危险性，公权力往往以宪法变迁为当然之事，并藉‘活的宪法观念掩饰其违宪行为，而逐渐腐蚀宪法规范。[8]See James Bry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1, p.124.[9]Ibid.， pp. 126-128.[10]国内教材与著作中通常认为布赖斯首创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这一传统分类，并接受其对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定义。

1993年，江泽民以总书记与军委主席的身份当选为国家主席，2004年，胡锦涛当选为军委主席后也体现了三位一体。如何判断一项章程或文件是否具有宪法效力，必须综合考虑足以构成宪法的各种基础性要素，而不是仅仅凭着重要性标准。

政协章程在我国知名度并不高，读过政协章程的人极少，更谈不上按政协章程办事。如有认为宪法渊源包括宪法典及宪法修正案、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条约与宪法惯例，参见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20页。

当美国成文宪法文化来势汹汹，英国在被质疑没有宪法时，一批英国宪法学家纷纷著书立说，为英国宪法正名，戴雪被认为是不成文宪法概念的重要倡导者。较好的区别是：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和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或更简单些，有宪法典的国家和没有宪法法典的国家。最后，就其认定的活的宪法的内容。[5]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但我国的基本法律不是根本法，也不是什么宪法性法律，更不是德国法律体系中的那种基本法（宪法），这一点不能含糊。英国虽没有一部统一的宪法典，但英国有宪法。

《党章》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章程》，没有《中国共产党党章》这个文件。就所规定的内容言，宪法所规定的内容是涉及国家与公民这一最根本的社会关系，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原则，需要国家机关与全体公民都遵守。

[41]郑贤君：《我国宪法解释技术的发展—评全国人大常委会99＜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释例》，《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从内容看，重点规范的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与组织原则，调整的是全国委员会与地方委员会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文章选择中国宪法中关于国家建构中四个关键性问题，着重探讨中国不成文宪法的四个主要渊源，即成文宪章、宪法惯例、宪法学说及宪法性法律。而这一些基础要素，党章也好，政协章程也好，都不具备。[19]侯健：《宪法变迁模式与宪政秩序的塑造》，《法律科学》2004年第4期。如果要带宪法这顶帽子，那必须先以宪法为基准。

(3)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同时举行会议，全国政协委员可列席全国人大会议的惯例等[2]。现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于1982年通过，迄今历经1994年、2000年、2004年3次修改。

[16]美国宪法学教授Iaurence Tribe著有一书名为The Invisible Constitution.[17]美国宪法学教授George P. Fletcher著有一书名为Our Secret Constitution．该书已由陈绪纲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43][德]托马斯·莱塞尔：《法社会学导论》（第4版），高旭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35]宪法性法律是法律而不是宪法，它们与其它法律一样都是对宪法的‘规则化，但又与其它法律明显不同……宪法性法律是‘宪法法，是‘国家法，是‘权力法和‘权利法。[30]我国1949年曾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起过临时宪法作用，但业已失效。